《民间艺人口述》 (节选十一) 阿家文:因为弹四弦我被批斗




本系列文章节选自《源生坊·民间艺人口述》




今年76岁的阿家文,再弹不了四弦了,这位曾经的“四弦王子”身体虚弱到无法电话沟通的程度。这种变化就是这两三年的事情。

作为“文革”前成长起来的一代艺人,阿家文十分幸运。在石屏地区,他是明星式人物,无论县乡街道,大大小小的音像店都有他弹奏的四弦CD。2008年,他被评选为国家级民间艺人,更是使乡土民间社会确立起来的权威,得到来自国家的加持。

阿家文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家。他有两个会弹四弦的儿子,他每天的生活离不开四弦与酒。酒是小酌,四弦则是自娱自乐,除了弹,他也做,每年都要接一些做四弦琴的订单。

阿家文性格温和,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长者。2012年在源生坊“提高班”考核时,需要老师点评,但他的点评十分委婉,不论人长短,没有批评只有劝勉。正是这样的性情,才有这样的四弦:细腻、深情、质朴、温婉。



我叫阿家文,家在石屏哨冲镇曲左村,我生于1939年,是彝族三道红支系。石屏彝族有三道红和花腰两个支系。哨冲镇是花腰支系的乡镇,只有我们曲左是三道红的村子。


我的爸爸妈妈早就不在了,我的爸爸是1969年不在的,我的妈妈是毛主席去世那年不在的。我有三个姐姐,现在只有两个了,大姐有80多,大我一轮,小的姐姐有78,最小就是我了。我有两个儿子,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不在了,只有小女儿了。女儿有40多,儿子大那个有50多了,小那个也有40多了。


我爸爸妈妈都会唱歌跳舞,算得上歌手。我爸爸会三弦、四弦,最喜欢三弦,三弦弹得最好,四弦很不弹。我的孩子中,两个儿子都弹四弦。弹得差不多,只是比我要差一点。


和我父亲不一样,我最爱好的是四弦,从小就爱好。我读书那时候,走路去学校,我把四弦藏在路上,放学就弹着回来。我在龙朋镇读,有十多公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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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左村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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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左村风貌


我十一二岁开始学琴(四弦),到十六岁我完全可以伴奏了,曲子也可以弹了。学琴那个时候,寨子里面比我大的那些年轻人,晚上喊小姑娘来玩,我就偷偷去看,看他们咋个弹咋个唱,好好地听,记在心里面,就这样学起来。


会弹要先会唱,不会唱调子就不知道咋个弹,因为四弦要用弦子把声音弹出来,调子学的不好就弹得不好。这个好多人不知道。石屏卖的“四大腔”的伴奏带都是我弹的,有些不懂的人就说,“你老人只会弹不会唱”,他们就是这样理解的。其实我是会唱的,在会弹之前都学会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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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家文在制作四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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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家文在制作四弦


在我们三道红,四弦是伴奏的,给唱歌、跳舞的伴奏。我们唱的歌主要就是“滇南四大腔”,跳的舞就是烟盒舞、团乐这些。“滇南四大腔”,有“海菜腔”、“山悠腔”、“五山腔”和“四腔”。“四大腔”中都有“前四六”、“后四六”和中间的正曲。前四六、后四六是客气话,意思是你唱得好,我唱得不好。


“四大腔”每一腔完整唱完都要三四十分钟,唱之前,有一段四弦曲子,是引子,我们叫过门。“四腔”的是“下四拍”过门,“海菜腔”、“山悠腔”和“五山腔”是“上四拍”过门。过门要弹好几分钟,弹完过门,唱歌的就开始唱了。


“滇南四大腔”是拿汉话唱,这点不像花腰,他们的歌都是彝话唱。“四大腔”是三道红流行,流行的地方很宽。“海菜腔”是石屏的三道红的;“山悠腔”是建水的三道红的;“五山腔”是通海高大那边的三道红;“四腔”就是我家这边,峨山方向的三道红。


过去是这样分的,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擅长的,后面相互学习,相互通婚,相互“吃火草烟”,区分就没有那么明显了。我们唱我们的“四腔”,我们也唱他们的“海菜腔”,我们这边的“海菜腔”是龙朋传过来的。我们有姑娘嫁过去,他们也有嫁过来,这样就相互交流互相学习。


我有一个叔叔他会“海菜腔”,我听了一点,有点摸不着头脑,还是不会唱。我学会“海菜腔”是到传习馆以后,和后老师(后宝云)、施老师(施万恒)他们在一起,他们专门教“海菜腔”,我才慢慢学会。那时候,我都50多岁了。学了“海菜腔”之后,我“四大腔”都学全了,因为“四腔”、“山悠腔”和“五山腔”我以前就会,在传习馆的时候,我还教点“四腔”和“五山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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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施万恒和阿家文


这“四大腔”虽然各个地方都唱,但唱法还是有差别,懂的人就听得出来。像“海菜腔”在石屏的龙朋和石屏坝子,两方唱的就不同。坝子的唱法平平直直的,龙朋的唱法是弯弯左左的,高高低低的。“四腔”我们这里正宗一点,我们转弯多着点,软点,龙朋那边就硬点。


弹四弦的,唱得好不好不说,但都要会唱才行,会唱才能伴奏。四弦是为唱歌的人定音,帮助他们找准旋律,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技巧高的,还可以在伴奏的时候,让唱歌的欢乐起来,热情起来。但伴奏是辅助的,不能乱伴。他唱什么就伴什么,他唱哪句腔,就按照哪句腔的调给他伴,跟他一起走。如果他的音不对,就不跟他一起走了,自己保持自己的。


给人家伴奏,最好要熟悉那个人,熟悉那个音,不熟悉的人还是有点不好伴,经常会出错。每次伴奏之前,都要先听听唱歌的音高,他亮亮嗓子,就知道了。配合他练一下,把琴的音调定下来,不能高了,也不能低了。


四弦也给舞蹈伴奏,这个活又简单又累人。三道红的舞蹈,都是又跳有唱,伴奏的也要一面弹着一面跳着,还要唱着,三个都要,相当辛苦。我在传习馆的时候,我们跳了多少场,伴了多少场!

四弦也可以独奏,独奏也好听的,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在房子上弹独奏。弹点“思念调”,弹点“上四拍”、“下四拍”。


除了四弦我也会别的乐器,比如三弦、二胡、笛子、树叶。笛子现在老了气不足了,只能吹吹玩玩了。树叶我也会吹,但现在吹不响了,人老了。我家里面二胡、笛子、三弦、四弦都有,二胡这几年我没拉了,六几年参加宣传队,我还是专门拉二胡的。


我们拉的二胡和汉族的二胡,没有区别。有种小金竹二胡是我们自己做,但宣传队用的二胡是在昆明买的。二胡是怎么传进来的,我也不知道了。宣传队那时候,笛子也从外面买,一盒一盒地买。

我参加宣传队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拉二胡给他们唱歌跳舞的伴奏。唱些什么歌,我记不得了。反正都是那个时候到处唱的那种,汉族的,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二胡可以拉,但四弦就不给弹。弹四弦,“玩小姑娘”都是牛鬼蛇神,是不允许的。我四弦弹得最好,年轻人“玩小姑娘”的时候,就会来找我,后面,就因为弹四弦我被批斗了。拉到哨冲,给我戴高帽子,好多人来看。“打击一小撮,教育一大片。”我就成了被打击的典型。


被批斗了几次,我也记不得了。批斗的时候,我也是有点害怕。和他们讲道理,他们都不听。我心里面觉得不划算,觉得不服。但那个时候,你能说。


弹四弦被批斗,也就是“文革”时候。其他时候,也是给弹的。“大跃进”的时候,我去落水洞的铁工厂干活,我还背着四弦去。那时候,我快20岁,会谈好多调子了。但钢铁大跃进,忙炼铁,没时间弹。一个炼铁大炉,只有两个人。一下忙着送料,一下忙着干别的,忙不赢,有时候几天几夜不睡觉。我们铁厂大,铁倒是炼出来了一些,但小的铁厂就可能炼不出来。我在炼铁厂那个时候是57年到60年的时候吧,都记不住了。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后,我又可以弹了。那个时候,在我家,我弹弦子,叫他们来我家唱。随便唱,没有人管了。现在么,我耳朵不行了,手也不灵了,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