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祖荫：非遗保护，国家正在做三方面的工作樊祖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委员会委员，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编者按： 1993年中央交响乐团作曲家田丰在昆明的安宁市创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这是中国第一个保护民族民间音乐的学校。该馆2000年倒闭，次年田丰病逝。由于田丰的开创性工作，此后昆明有了《云南映象》的商业成功，有了“源生坊”（全称“云南源生坊民族文化发展中心”）这样的民族民间音乐保护组织，这个组织十年来一直着力在乡村探索民族音乐歌舞的传承和保护。 12月24日，“源生乡村音乐歌舞艺术节”论坛开始时，播放了云南电视台刘晓津（源生坊负责人）拍摄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纪录片——《传习馆春秋》。下面内容是樊祖荫教授在看完纪录片后的发言。 我在国家非遗专家委员会，也介绍过源生坊这方面的经验 田丰先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作曲家，是我们国家“非遗”保护的开拓者，开创者，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这个片子中就可以看出来，他的理想非常清楚，指向非常明白，但是做法上，作为一个作曲家，他做不到很好的管理，最后是一个悲剧的结果。
这个结果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给我们今后工作很多的启示。刘晓津的源生坊继承了田丰的遗志，汲取了他的经验和教训，现在源生坊的做法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既继承了田丰的优点，又避免了田丰可能出现的困境，观念上有很大的转变。这个观念就是在本土做“非遗”保护。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也是很大的进步。就目前的条件来说，这个做法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编者注：源生坊与传习馆的不同，是传习馆把传承人请到城市来集中教学，而源生坊则把传承班办在乡村，办在传承人的家里）
非遗保护，现在我们国家做得还远远不够。像意大利、法国，像韩国、日本，对非遗的投入，都比我们高得多。我们的投入已经增加很多了，但还不够。那在现在的条件下，由我们私人，由民间资本，投入到这样的事业，我认为这是对“非遗”保护非常好的补充。不但不给政府添加麻烦，还给政府分忧，做了很多政府一下子办不到的事情。这是源生坊所做得非常好的事情。
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源生坊也有很多的创造。比如说，我们对传承人比较重视，但对被传承人还缺乏思考。被传承人如果不重视，那有谁来学？有老师教，有没有学生来学呢？很难说。 因此源生坊，在这个问题上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我跟着他们去考察过一次，到石屏巴窝村。他们的做法是给传承人和被传承人都发补贴。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它既重视了传承人，又重视了被传承人。被传承人是农民，它不靠这个钱，但学了之后，有这个津贴，补助他们误工，就使他们心安理得地留在农村。既丰富文化，又促进生产，能够使我们的非遗文化活态的传承下去。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造。我在国家非遗专家委员会，也介绍过源生坊这方面的经验，我也请源生坊参加过我们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的北京中国传统音乐节，并向我们的“太极音乐奖”进行了推荐。我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希望在全国范围内，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让源生坊好的一些做法，从观念到行为，大家能够了解，因为这对国家有利，我也希望政府、地方、民间加强交流，三位一体，抱团取暖做好“非遗”保护工作。 国家正在做三方面的工作 下面我介绍下全国范围“非遗“保护的情况。目前，第四批的国家级传承人项目已经报了，我们也开过会了，但下一步还没有更明确的打算。 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在城市化背景下进行“非遗”保护的探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提倡城市化。但随着城市化的进展，我们“非遗”保护这块原则上说没有跟上。人从农村到城市，从山上到了平地，从游牧改作农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改变。到了新的环境，他们原来“非遗”的生活基础就没有，传承就没法做下去。
我到新疆，那些哈萨克牧民，原来是在迁徙当中传承他们文化，现在集中居住以后，他们没法活动。鄂伦春人从山上下来以后，打猎这些生产方式，都没有了。这些种种问题，现在是我们国家比较关注的。我就提出来，希望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有好的顶层的文化上的设计。这个文化，包括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承。 另外一个，各地建立的保护区、保护园区，这些东西正在做进一步的调查整顿。有的地方搞得比较好，有的地方只有一个名，没有实际的工作。有关“非遗”的项目，各地都在申报，国家的投入还在继续增加。我听说传承人的生活津贴还要进一步增加，这些方面目前都在做，但就我了解的来说，目前不是进展特别快的阶段。政府还有待继续探索。 另外我们还做一个大的工作，就是申报世界的文化遗产，包括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今年又成功的申报了几个“非遗”。
“非遗”保护对民族文化有没有负面影响？ 源生坊：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樊老师，被列入“非遗”保护名录之后，对具体的保护实践会不会也有负面影响？ 樊祖荫：应该说是不会的。因为列入“非遗”名录，从国家的管理方面来说，它着重于两块。一个把这个“非遗”项目，给予更多关注，另一个就是资金上会有投入。但是在地方政府做保护的时候，也会产生另外的问题。 比如说，“花儿”，青海有，甘肃有，新疆也有。现在“花儿”作为国家的项目，整个名字就叫“花儿”。国家最重点的保护哪儿呢？没说。那现在保护就有问题了，你甘肃也好，青海也好，新疆也好，大家都在保护，都在做，但是没有真正落实到保护具体措施上来。 但另一方面，“非遗”保护落实之后也有问题。有些“非遗”，很多地方都有，但国家把这个列入重点保护，那个没有列入，那没被列入的地方就不想做了。没有列入之前，大家都在做，很使劲地做，列了以后就不做了，看着你做。
樊祖荫老师在论坛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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