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生坊：文化生死结的昨昔与今日【中国民俗学】

刘晓津曾是独立纪录片导演，然而在拍完《田丰和传习馆》之后，她放弃了自己最喜爱的职业，创办了源生坊，其前身则是我国著名作曲家田丰倾尽毕生心血创建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以下简称“田丰传习馆”）。因此，源生坊在人们眼里就是田丰“精神的延续，事业的继承。”

记者了解到，源生坊汇集了云南少数民族最优秀的民间艺人。它以鼓励和支持云南少数民族民间艺人在本村寨进行传统音乐舞蹈抢救和传承为宗旨，同时为民间艺人搭建一个通向都市和国际演出的平台。保存和呈现原生态民族歌舞是源生坊事业的原点。前路未知，但刘晓津义无反顾地踏上保护云南少数民族歌舞的漫漫长路，她的实践被称为“民间文化的乌托邦之梦”。她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贡献了自己十几年的大好年华。她所带队的民歌手全部是田间地头的乡民，他们登上了美国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舞台，打动了美国的观众。

然而，一路走来，其中的艰辛，无人体会和了解；其中的困惑，让刘晓津和民间艺人的传承事业举步维艰。云南曾提出的“民族文化大省”概念和“原生态歌舞”概念都和田丰传习馆有关。著名舞蹈家杨丽萍的歌舞《云南映象》获得了崇高的声誉和商业上的成功，其中的大多数节目都是直接从田丰传习馆艺人那里传承改编而来的。

人们记住了《云南映象》，但选择性地遗忘了田丰和传习馆。

2011年6月29日，是田丰老师去世十周年纪念日。刘晓津在云南昆明举办了相关纪念活动，邀请了了解田丰悲剧的当事人以及音乐界、文化界的学者参与，一起悼念那远去的精神壮举。而过去的10年里，源生坊又完成了怎样的蜕变？

回望田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奔波，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和外来文化已经冲击云南农村和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急剧消亡。“要挽救一个在垂死中挣扎的文化，使它富有新的活力并年轻起来，必须从最荒蛮，最有血有肉，最富情感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出路。”中央乐团国家一级作曲家田丰是最早敏锐觉察到民族文化濒危的学者之一。

田丰，是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创办人，出生于湖北沔阳一个普通家庭。童年时代正是日军侵华的战乱年代，父亲带着他逃难。路上，父亲看到瘦小的田丰奄奄一息，便将他交给一个客栈的店主，请求店主在田丰死后把他埋了。随后父亲弃他而去，而店主又将田丰转交给一位住店的客人将其带走。没想到三天三夜之后，田丰活过来了。他躲过了一场生死浩劫。童年的经历似乎预示着他这一生注定要成为一个苦难的背负者。之后他在孤儿院长大，后来当过兵，上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乐团，一生历尽坎坷。

1985年，田丰来到云南，在大山深处和田间地头寻找少数民族歌舞。考察8年，他目睹了少数民族文化濒危的现状。1993年11月，田丰带着捐赠的10万元，在云南安宁县境内一个已经废弃的学校校址上，开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一个大胆的实验由此落地生根。“如果不把活着的文化传承下去，我们这一代人是对下一代的犯罪。”田丰震耳欲聋的声音似乎仍在回响。

传习馆俨然成为民间艺人的天堂。田丰从云南边远村落招集乡民学习云南各民族的传统音乐。凡是到传习馆的师生，免交学费，由传习馆提供吃住，并发一些零花钱。传习馆的经济来源则完全靠田丰凭借个人的声望向社会集资和“乞讨”。

据了解，田丰传习馆自办馆之初就一直存在“就地保护保存”和“异地保护保存”的学术纷争。有人抨击田丰的传习馆是按照“将鱼儿从水里捞出来”的思维来培养民间艺人，注定是死路一条。但田丰的着眼点首先是抢救，其次是保存，乡民每日大量的体力劳作，且人员分散无暇顾及，传习馆使老艺人和年轻学员集中在一起，使他们衣食无忧专心从事音乐舞蹈的教学，从而保证了民族传统音乐舞蹈抢救传承在短时间内的有效性。

传习馆的开办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人把它称为“中国第一馆”。当时，田丰的“惊人探索”被理解为堂吉诃德的浪漫情怀。这似乎隐喻了田丰的实践注定失败。正如大多数人所料，田丰为了让传习馆有足够的资金运作下去，与一家文化公司签了合作协议，但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出现了分歧。田丰纯粹的艺术观与商业社会格格不入，最后惹上官司并败诉。

2000年6月，田丰传习馆被迫解散。当时，有很多人评价田丰“不是傻子就是疯子”，要不就是“江湖骗子”，甚至包括传习馆的学员对田丰的所作所为也不理解。

2001年6月29日，67岁的田丰因肺癌晚期在北京逝世，留下的遗憾就像历史的黑洞，看不到希望。实验犹如昙花一现，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田丰和传习馆归入历史的一页，尘埃落定，几乎被人遗忘。

田丰的实验以失败画上了让人揪心的问号。“他是我国近代百年音乐史上第一个为保护民族原文化而献身的殉道者。他以他的悲惨和失败为代价唤醒了中国社会对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保护的意识，向全社会提出了一个保护原生文化的严肃命题。”2011年6月29日，在田丰逝世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田丰传记的作者施雪钧说道。他在采访大量的见证人和考证近百年音乐史之后，作出了以上评价。

2008年，施雪钧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了田丰的故事，深受震撼。从未与田丰谋面的他，萌发了为田丰立传的念头。“在中国，值得被著书立传的伟大音乐家并不是很多，这是我写他的一个原因。”施雪钧表示。在采访田丰的太太和儿子时，施雪钧的心是疼痛的：田丰家里非常忌讳“云南”两字，直到现在，田丰的太太听见“云南”两字就感到刺心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