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悲歌—— “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兴衰始末文：刘晓津
【编者按】 1993年11月，中国中央乐团国家一级作曲家田丰经过多年奔走，在距昆明30公里的郊区农村开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传习馆的师生来自云南边远少数民族乡村，它的教学方式，是通过老艺人向年轻学员口传身授，把云南各个民族有悠久历史传统的音乐歌舞继承保存下来；凡是来到这里的师生，都不交学费，由传习馆提供他们的吃、住，并发给一些零花钱，传习馆的经济来源则完全靠田丰个人向社会集资。传习馆的开办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人把它称为“中国第一馆”。2000年5月，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因陷入经济纠纷而被迫解散。 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从1993年筹建到2000年6月解散，历时7年。是我国第一个以保护保存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歌舞文化为主旨，完全由个人操办并完全依靠民间力量生存、主办人和民族学员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一所特殊学校。
“中国第一馆” 1994年8月的一天,我们一群记者在油画家姚钟华老师的引领下走进传习馆, 看到一群身穿地道民族衣裳的男女村民，他们几十号人像花匠精心伺候花园一般盘弄着一块小菜地，其余时间就是吹啊唱啊跳啊，终日音乐歌舞不断。我在想，我这是来到了哪里？ 这是怎样的歌和舞：嘻戏的姑娘随手摘取一片树叶，悠然的乐音象鸟儿振翅飞向蓝天；一些身上混和着汗和泥土味的粗壮汉子走过来，他们布满老茧青筋的手把玩着粗粗细细大小不同的竹筒竹棍,乌拉拉顿时响起天籁般的乐音；又一群身着自己缝制的锦绣服饰的姑娘们抬上六只大鼓，一对对粗拙的木棍锤击鼓面,繁密揪心变化复杂的二十四套鼓点轰然作响,声声催发在场的每个人血脉膨胀泪水充盈，恍然间不知身在何时何地。 田丰，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令人惊异的存在！ 感动和感慨,面对他们激情四溢的歌舞，我们这些人,脚不会动，嘴不会张，瞠目结舌的样子显得很傻很惨。摇滚、迪斯科、交际舞、流行歌曲是西方人港台人的东西……我们这些汉人，我们自已的歌和舞呢？ 我想，这也许就是田丰的用意吧。生活的意义和质量不是在那些钢筋水泥磁砖高楼，不仅仅是正二八经的京腔和汉化西化的衣服,它还有另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深藏于云南的高山峡谷和各个民族的部落之中。田丰发现了它们，他按他设想的方式来展示和保存,他创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被当时人称之的“中国第一馆”，他能成吗？ 借一个机缘我开始了摄像机纪录，没想到这个拍摄延续了七年……
田丰其人 “像个老外”，普旧芬这样形容初见田丰的印象。阿芬（普旧芬的小名）是传习馆的第一批彝族花腰支系学员，家住云南绿春县牛孔乡土嘎村，离越南边境线不远了。到阿芬家要坐两天长途汽车抵达绿春县城，接下来的第三天需再找一辆马车或搭一辆顺风车坐一小时（找不到车就只好走路），然后再走一阵子崎岖山路，震人发懵的鼓点就是出自她的村子。田丰第一次进村，村里人嚷嚷说，来了个老外：眼晴有点蓝，头发有点黄，还用橡皮筋扎着个马尾。田丰这个模样的照片，和阿芬家人的照片密密麻麻装在一个镜框里，赫然地挂在正对门的墙上。在镜框上方，是一张面容慈祥的毛主席像。这是1997年春节我们摄制组住在阿芬家时看到的，这和我们后来认识的理着传统分头发型的田丰不一样。“那时他跟我们说话，我们心里害怕得很。隔了一些时候，有半年或一年吧，他又来……” 田丰究竟去了土嘎村几次，这张照片又是哪年照的，阿芬有点说不清了。我后来知道：田丰自1985年受邀来云南作曲后就每年都来，来了不在昆明呆着直奔乡下，走村串寨，一泡就是一、两个月。这期间他用一个小录音机录下的云南民族民间音乐达一百多盒磁带。下乡的方式不外两种：搭顺风车或乘长途公共汽车，更多是后者。票当然是自己去买了，也没有要到什么地方报帐的事，一切都是自己愿意。而大凡有好山歌的地方，仅凭坐车是坐不到的，要走路才进得了村，这一切是我后来跟拍传习馆才体会到的。田丰就是在攀爬这些崎岖山路时深入领悟了云南民族民间音乐歌舞的精髓，并就此与云南民族文化结下生死结。 其它一些关于田丰的信息是：田丰成长于孤儿院，当兵、上大学、工作分配到中央乐团。著名的音乐作品《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在文革中唱响中国；粉碎“四人邦”后一度沉寂，后因其一系列音乐作品被誉为中国乐坛的新生代代表人物。田丰于十年前离婚，没有再婚；有一儿一女，皆已成家。女儿定居国外，儿子是北京一家电脑公司的总经理。
三次搬迁 田丰办传习馆的念头起于每次下乡：第一年去，村里还有这个东西，第二次去，村里人不愿演不愿唱了，说是封建迷信，第三次去，老人死了，那些东西再没人会弄了……他回来和云南文坛的朋友们述说他的痛心感受，大家七嘴八舌出了不少主意；他回到北京到处说云南的东西怎么好怎么珍贵，没了可惜……圈里的人知道田丰是搞音乐的，耳朵尖得很，他说好的事，总有道理。于是一笔来自西藏某水利工程兵部队的捐赠来到田丰手上，这是1992年，此时田丰开始了传习馆的筹建…… 1993年11月，由田丰亲自下乡招收的第一批教师、学员到馆；1994年1月，云南民族传习馆正式挂牌成立，至1996年初，人数多达90余人，有彝族、哈尼族、纳西族、藏族（1997年后又增加了佤族，怒族、独龙族、傈僳族）。之后因为缺钱，先后在安宁县境内搬迁三次：最初在西南林学院，后迁往一个农村小学校。“苦啊，那时侯”，传习馆人回忆起来这样说。当时原有的资金眼看要用完了，新的资金尚没有着落，传习馆到了快没钱买米下锅的地步。田丰把大家召集起来，含着泪说：如果实在不行了，就请大家先回家，等我找到钱了再请大家回来。 最后安宁县委和县政府为挽留田丰和传习馆，无偿提供给他们一个农场小院，同时还送了一辆130卡车（田丰喜欢往乡下跑，这辆车解决了他的交通问题）。除此之外，安宁县委和县政府还以200元一亩的价格出让3800亩山地由田丰承租70年。于是传习馆第三次搬迁到太平乡妥乐村农场。 据我所知,此期间传习馆的主要经济依靠是西藏部队捐献的十万元人民币，之后是福特基金会的一笔五万元美金的扶贫款；广西的一位韩先生攒助了十二万；昆明市鸿运经贸实业总公司自1995年之后一直每月无偿提供一吨大米，这情形维持了四年。 在有了一块可供传习馆使用的土地之后，田丰鉴于传习馆长期不能自已自足而全靠乞讨支撑的痛苦经历，萌发出办云南25个民族文化保护区的想法。1997年4月，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和云南山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由山林公司每月投入3万元人民币以保证传习馆师生的基本生活并由双方共同开发建设云南民族文化保护区。
学术纷争 传习馆自办馆之初就一直存在学术纷争。一些国内外专家学者认为：根据美国印第安文化保护和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经验来看，田丰走的路是被证明不可取的；另一些学者认为：田丰传习馆的方式方法和目的与前两者不尽相同。世界上还没有先例，很有试验性，一旦成功，将对世界人类传统文化保护起到积极作用。 传习馆的办馆方式涉及到人类学领域“就地保护保存”（即在文化形成的原生地进行文化的保护保存）和“异地保护保存”（脱离文化的原生地，在另一地域进行文化的保护保存）的概念。“把鱼捞出水来养”是一些主张“就地保护保存”的一些国内外学者对田丰传习馆的形容。田丰对此予以明确表态：一、传习馆首要保存的是那些濒于失传的、经历了几千年文化积淀的、动态的、具“精典性”的云南各民族的音乐歌舞而不是那些传统日常生活习俗；二、对音乐歌舞这样一类的动态的传统文化的保护保存，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尝试，目前还没有一条好的途径，并无一定之规；三、在目前中国经济急速变型时期，传统观念受到强烈冲击，尤其在云南农村,熟悉本族本村传统文化的老艺人一死，这些东西就失传了。所以，岂止是保存，首先是抢救；四、“就地保护保存”，如果是一个村子，这要投入多少钱和精力？云南有25个民族，一个民族又分出很多支系，分散居住在一个个村落，有多少这样的村落，这又要投入多少钱？谁来投？谁来做？国家现在没有能力顾及这个，作为个人，我们能做什么？……
七年奋斗 七年来，学术界人士各有所见讨论热烈，前来传习馆参观的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记者、海内外的学生、各路热心人士也络绎不绝。在1994-1996年期间，到传习馆参观的人达30批次计2000余人,各路新闻媒体也纷纷竞相报道，有诸如以下标题：“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婴儿’”，“深山里的花儿最美丽”，“把根留住”，“苦旅痴情”，“在理想中煎熬”，“守望未来”，“悲愤的独行者”，“原始文化生死结”…… 传习馆的师生此时期多次应邀到法国、日本、美国、台湾、香港等地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譬如：1997年参加法国“圣弗朗”艺术节（5人）；同年参加日本“东方”音乐艺术节（10人）；1999年传习馆的两位老艺人受美国著名现代舞编导Ralph.Lemon邀请，参加他的大型现代舞的创作和演出，该剧在纽约著名的 BAM剧场上演，获得很大成功……传习馆的师生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赞扬，极大地为云南民族文化扬了名。但在经济方面，因为都是纯文化交流活动，馆里不仅没有一分钱收入，反而要陪钱，比如：为出行师生办护照、签证、健康体检、道具运输、国内范围的车旅等等费用。记得一次是马来西亚举办国际民间舞蹈艺术节，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全体师生受邀参加，对方负责提供来回程国际航班机票和抵达马来西亚以后的所有食、宿、行费用。但由于传习馆无力支付全馆出行人员的护照、签证、健康体检、道具运输、国内范围的车旅等等费用，不得已放弃了这次出访机会。 此时期来传习馆访问交流的国内外音乐舞蹈艺术家也很多：1995年美国西雅“大地”摇滚乐队来访，他们看了传习馆的节目，热泪盈眶，说“这次来中国所行多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音乐”；1997年，聚集了全国音乐界大腕的“北京音乐采风团”来访；1998年瑞士驻华公使及日内瓦市文化部部长率瑞士日内瓦市芭蕾舞大剧院30余名演员来访；同年著名音乐人何训田、朱哲琴来访；著名舞蹈艺术家扬丽萍在传习馆吸取传统民族民间歌舞精华，排练了她的舞蹈“女儿国”…… 在行政管理和财务方面，几年来，受田丰精神感染而投入到传习馆事业中的人，形形色色，来过很多。后来因为这里的困难和难以见到的经济效益，来的人陆续都走了。馆里一切行政事务实际只有馆长田丰，主管财务的副馆长张其和司机小沈办理。 在和社会的交往方面，田丰因为创办传习受到人们赞誉，也遭遇了一些白眼：文化部门有干部说，你又不是云南人，来管什么闲事？田丰正色答道：“我不是云南人，可我是中国人,云南是不是中国的一部份？”也有人说：“乱花什么钱，你有钱给我们买辆拖拉机得了。”总之，越往乡下走，就会听到更多的人说田丰“不是傻子就是疯子”，要不就是“江湖骗子”。因为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上学不交学费，每天唱唱跳跳，还给零花钱？！ 对田丰来说，这都是小事，发生过但不往心里去；而他在乎的大事，一直等待期盼的事，偏偏又一直没有发生：他期待政府的支持和参与，他愿意以任何方式。但不知为什么，这一天没有到来。
二十世纪的堂吉诃德 这是云南油画家姚钟华先生送给田丰的雅号。 1998年4月，传习馆和山林公司在合作中产生矛盾，山林公司停止向传习馆提供每月的生活费，传习馆重陷生存危机。田丰一方面靠作曲稿费支撑传习馆60、70号骨干成员的生活费用，一方面向社会寻求支援。此时，昆明西部集团无偿资助传习馆9万元，昆明市鸿运经贸实业总公司继续每月无偿提供大米一吨。1999年3月，为减轻经济压力，传习馆和云南旅游艺术团达成协议，传习馆大部份学员到旅游艺术团协助演出一年，其生活费用由云南旅游艺术团负责解决。 1999年6月，云南山林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解除与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合作协议并要求赔偿一百一十万元。 2000年2月，云南玉溪水松纸厂出资成立云南田丰音像制作有限公司，该厂长出任总经理，田丰任艺术总监。田丰想要以他的创作以及传习馆的歌舞录制成音像作品，用这些换来钱以支撑传习馆（2002年5月，我为传习馆一片的民族语言翻译一事到云南石屏县和建水县一带，听到当地满街播放的由传习馆人演唱的CD碟。我也买了两张，它们由云南田丰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制作和发行）。 2000年5月，昆明市中级法院开庭宣判，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败诉。有记者打电话关心此事，田丰情绪激烈地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准备好了去做牢。” 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很快被迫解散。 2000年8月田丰在接受我的最后一次采访时说了三句话：没想到自已会败诉，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传统文化保护没有政府支持参与，光凭个人力量搞不成；我要专心作曲了，写歌剧《屈原》。 田丰的女儿从国外专程赶来云南，想接他走，但他执意不肯，因为此时一个有财力的人答应他，要和他一起做保护保存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的事。 2000年11月，田丰因身体不适在昆明住院，同年12月转住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很快被确症为肺癌晚期。田丰一直不知自已的病情，在2001年春节他还急着要出院，要回云南昆明，说“有事要做”。 在田丰住院期间，中国中央乐团领导向医院表示：田丰的病需要什么药就用什么药，希望尽全力抢救，因为这几年来，他从来没有花过单位一分钱医药费，也从来不向单位要什么。在云南办传习馆，这是为国家为人民为我们民族做好事。 因医治无效，田丰于2001年6月29日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终年67岁。
一曲悲歌 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从1993年筹建到2000年6月解散，历时7年。是我国第一个以保护保存民族传统文化为主旨、完全由个人操办并完全依靠民间力量生存、主办人和民族学员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学校。 因为拍片，我目睹了它的整个兴衰过程。有幸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个见证。在2000年9月以后，我和田丰没有了联系----我有了一个机会在美国学习了一段时间。当我走在纽约曼哈顿的街道上，看着那些无奇不有的高楼大厦和名目繁多、活动频繁的博物馆和各种各样的艺术社团，我有一个感慨：美国这个国家，只要你有好点子，它就能让你百分之二百地实现。它鼓励人的创造性，整个社会都觉得应为发挥人的创造性而做点什么。因为这种创造性一经实现，全社会也随之受益。而我们，譬如田丰的传习馆，这个人人都受感动，都说好的事，并且它已经办学存在了七年，可为什么说没就没了呢？想到此，不竟人悲从中来……
【注释：原文发表于2002年12期《艺术世界》，2015年3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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