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小调”，相约山上玩耍时的开场
一
3月8日到高良乡，下午在纳平山回访苗族芦笙艺人，晚上回到乡街子住旅社。
高良乡虽小，但特别。
气候暖和，3月初号称春城的昆明还春寒料峭，而这里已热得舒爽。乡政府驻地就是集镇，为河湾环绕，远看很精巧。河岸植被茂盛、百鸟齐鸣，是幽深的亚热带的感觉。这一切显然跟地势有关。集镇就在南盘江南面几公里处，这条起源于曲靖某地流入珠江的大河，塑造了海拔800米河谷小镇的温润。
高良乡市镇中心，三面环水。距离师宗县城80公里，是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有三种主要的少数民族聚集。摄影：黄志坚
高良乡更特别的是文化很多样。3月8日中午刚到高良时，跟几个乡镇干部吃饭。他们很了解这里的情况，说高良人口有2万8千，三个少数民族，壮族人口最多，有1万，其次苗族，有8千，然后是1千多的瑶族。这里当然也有汉族，人口排行老三（我查资料，还有少数彝族）。每到一处，几乎都是要了解一下人口规模，这种必不可少的知识，有时候并那么直观。因为在汉族聚集的集镇，少数民族要么看不见，要么看见了也不能辨认——很多少数民族并不穿民族服装，而他们面孔也并无特异之处。
卖菜大姐，近处是瑶族，稍远是苗族，从服饰可以辨别
高良乡确实有几分特别，我们到的第二天就有深切的体会。
旅社在公路边，第二天我们发现，这条公路就是人们赶集的主街。乡街子通常都这样简单，有纯天然无遮挡的地摊。我诧异的是，一排卖菜的妇女，不仅穿了民族服装，而且样式至少两种。一问方知，一是瑶族，一是壮族。
卖菜的瑶族人
今天不像赶集日，卖菜的少数民族妇女也不像路途遥远的菜农。她们或许常年就混迹于此，专门从事蔬菜的生意。然而，从事这种生计，能不易其服，说明高良确实有些古朴。
高良乡的壮族人口最多，人口接近1万，街上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几位穿着民族服装卖菜的妇女
二
早饭后，文化站杨自和带我们去壮族村子。村在南盘江边，杨似乎是第一次到。他帮我们联系人，带路。走了一段土路，几里后又折回，走错路了。他大概记错了方位。
2006版的《云南省地图册》
村名叫便别，2006版的《云南省地图册》里有标注，在南盘江南岸。
接待我们的是原村委会书记王天福，1961年出生，读过四年级，做过15年村支书。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做了爸爸，他们在外面打工。和他聊天时，正好打进一个电话。电话是邀请他去工地上搞管理，好像去的地方是郑州，“五六千块钱，就跟他们去混”。他的的谦虚中有些自得。60后一辈的村里人，再出去打工时，像他这样的可能也确实不多。
从便别看南盘江
对过去在村委会任职的经历，他比较自豪的成绩是，村委会、村小从某处搬迁到了交通更便捷的桥头——大概就是南盘江大桥边（我们从师宗去高良时正好经过），然后在这里还建立了农贸市场。路过这里时，我们看到有卖“江鱼”的饭馆招牌。
探访民间音乐，经常不能立即进入正题。
我们自然是要听听他们的歌唱，但一到他家，他给我们看的却是几本手抄书。他反复说，他们这个330人的壮族村（自然村）“文化落后”，而他首先向我们展示的抄本，大概就是这个村的底蕴所在。
这些书，并不太容易懂，内容关涉人生大事——结婚，故世，盖房子无所不包。盖房子，利在哪一边？看这本书。下葬，罗盘找地，也需要这本书。甚至人死了，“上天堂”，也需要它的指引。这位共产党的前基层干部，似乎不太擅长此道，也不是魔公。
但他说法矛盾，“我不太懂，但也有点懂。”他同样在谦虚中表现一丝得意。
看着经他手抄的这几本奇书，我只能赞美说“你字写得很漂亮”，然后立即转移话题，“除了这些，你们有没有歌舞方面的？”
三
每次探访，对方也未必搞得懂我们的意图，所以，经常要反复几轮试探。
王天福汉语表达不算好，口音的辨认于我较为吃力。这感觉就我像小时候我走夜路，电筒昏暗，路面崎岖。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最后，他终于明白我们的愿望，打电话给村里面的几个妇女。干部的组织能力，我们从不怀疑。半个小时后，11个穿着民族服装的中老年妇女和两个老年男子就齐齐地到了他家里。
参加合唱的部分村民
他们唱歌给我们听。
妇女们挤在长条沙发一侧，三位男子则在另一侧。是对唱，女的先唱。第一个调子（他们叫“小调”），是聚会场合的第一个调子。王天福翻译说，过节的时候，两方约定到山上去玩，女方唱的意思是她们已经来到了，你们男的怎么没有来。而男方则答道：我们来晚了，是家里老人做饭迟了，赶不上。
“这样场合，两天两夜都唱不完。”这是相聚的场合，唱词应景而变，分离时唱词则转为依依惜别。
十多位老人，给我们唱了4段歌。
第二段是女儿嫁出去，出门时所唱。歌者是亲戚朋友。内容是表达祝愿：出门的时候，顺顺利利。这是嫁女儿必唱，现在还有传承。
第三段是新娘到丈夫家第二天所唱。这天，姑娘的“后亲”要“挂红”，挂好后，新娘来敬酒。歌者是她的舅舅一方。
他们说，老人过去也有唱调，但“不文明了，现在不怎么唱”，“都没有了”。
总结看，唱歌主要就是节庆和红白事，至于内容则无外乎社交和礼俗。红白事场合的歌唱，各地普遍有，节庆里歌唱，则地方性更为凸显。这里一年四个节日，最隆重的是三月三，而不是春节。
王天福跟我们说起过三月三他们的歌唱活动时，说的已不是自发组织的游山玩水的传统聚会，而是指由政府拿钱出来组织的群众性舞台活动（村上组织，乡里出钱）。他不无遗憾地说，“今年找不到钱，办不了”。而往年举办，开销要万把块钱。
休闲逛街的壮族妇女
关心民族文化变迁的人，可能对这类活动由谁组织，活动形式怎样，更为比较敏感。但仔细体会他们的意愿，他们显然并不那么区分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以及方式。王天福说，以往在南盘江大桥边上搞活动，连贵州的都会过来，显然很吸引附近的居民。而对这些人来说，大概同样不会特别区分活动的组织背景。
王天富说，这里已经没有舞蹈。但我想，如果在政府组织的三月三活动中，舞蹈节目应该也是不可少的。
四
文化站的杨自和是苗族，一路上他给我们讲述他所知道的苗族历史。
他说苗族历史上有至少三次“大逃亡”，第一次是蚩尤跟炎帝、黄帝大战，被打败，蚩尤身首异处。他注意到汉文献里蚩尤的形象，“好些书上都把他形容成一个怪兽”，“你在电脑里一打开蚩尤的图像，都是长角的。”
苗语里有蚩尤（发音，类似兹尤），这个词除了指这位苗人崇拜的英雄，还指男人，男子汉。
墙面下方是苗族、壮族、瑶族的“祖先”的图像，墙面上方反映了政府角度，推进文化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另一次是楚国的时候，“楚国是苗族的国家”。杨自和提到《芈月传》。“我们苗族人最爱看，我看两三遍了，因为讲了好多，跟我们苗族东西很相像。”
杨自和说的“相像”的东西，是“下蛊”。
“下蛊”跟苗族联系起来，这显然是一种污名化。杨自和作为有民族认同和历史意识的苗族人，主动提及，我颇有一些意外。我仔细听他的完整表述。
他并没有见过，但老一辈人有见过。他说他问过老人，得知曾经有过，“现在基本没有了”。要特别强调的是（但他并没有强调这点），在苗族社会，下蛊的人也为大多数人所不齿，“属于败类”——他大概联想到电视剧里的情节，“打不过人家，就学这种歪门邪道的东西”。苗族社会对下蛊的否定态度，他说了他家的故事为佐证。
杨自和说，他母亲会给人治病，有一个人给她算命，“算着算着。‘哦，你这个人会下蛊’。”听到这个话，他爸爸很生气，拿出铜炮枪就吓唬算命者。
这大概就是一个苗族家庭，在被污以“下蛊”者时的正常态度。
高良乡过去森林茂密
围绕这个话题，他还延展出某些复杂议题。比如，为什么过去苗族人不跟外族通婚。“是怕你找到一个会下蛊的女孩。”
“你”是指外族。这话逻辑比较绕——实际意思，就是怕“下蛊”传说造成被歧视。而杨的观点，也不能解释这么复杂的历史文化问题。
他随即补充说，在苗族社会，结婚之前，“都要想方设法套一下（姑娘）会不会下蛊。如果会就不要。”
这样说来，其实全社会，包括苗族社会，都视“下蛊”为异类，都排斥。
有意思的是，杨一面以大众文化里的下蛊意象想象古代苗族，一面又提供了对苗族反对下蛊的现实例证，甚至眼下一个最可信的例证指向的下蛊者，居然不是苗族，而是高良的另外一个民族。
“我们刚刚过去的x族的村子，他们说，有一个老人还会下蛊，有一个新郎还被她下蛊了。”去杨自和家的路上，刚好路过一个村。他接着说，“我说不可能吧。但这里村委会书记都说是他亲眼所见。”
下蛊的传说，实在不少。但即使深入乡村，也依然只是传说。
高良乡各方面都在融合
在民族民间音乐探访中，跟地方文化干部时有交道。这些受过现代教育、在基层活跃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其中好些人有着杂糅的历史观、民族观，这一知识状况很有魅力。
再进一步就是乡村的“民间艺人”，我们打交道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知识，又会是怎样一个并非完整的世界呢？
工作统筹/主编：刘晓津
采访：信卫波 龙成鹏
撰文：龙成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