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小调”,相约山上玩耍时的开场
一
3月8日到高良乡,下午在纳平山回访苗族芦笙艺人,晚上回到乡街子住旅社。
高良乡虽小,但特别。
气候暖和,3月初号称春城的昆明还春寒料峭,而这里已热得舒爽。乡政府驻地就是集镇,为河湾环绕,远看很精巧。河岸植被茂盛、百鸟齐鸣,是幽深的亚热带的感觉。这一切显然跟地势有关。集镇就在南盘江南面几公里处,这条起源于曲靖某地流入珠江的大河,塑造了海拔800米河谷小镇的温润。

高良乡市镇中心,三面环水。距离师宗县城80公里,是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有三种主要的少数民族聚集。摄影:黄志坚
高良乡更特别的是文化很多样。3月8日中午刚到高良时,跟几个乡镇干部吃饭。他们很了解这里的情况,说高良人口有2万8千,三个少数民族,壮族人口最多,有1万,其次苗族,有8千,然后是1千多的瑶族。这里当然也有汉族,人口排行老三(我查资料,还有少数彝族)。每到一处,几乎都是要了解一下人口规模,这种必不可少的知识,有时候并那么直观。因为在汉族聚集的集镇,少数民族要么看不见,要么看见了也不能辨认——很多少数民族并不穿民族服装,而他们面孔也并无特异之处。

卖菜大姐,近处是瑶族,稍远是苗族,从服饰可以辨别
高良乡确实有几分特别,我们到的第二天就有深切的体会。
旅社在公路边,第二天我们发现,这条公路就是人们赶集的主街。乡街子通常都这样简单,有纯天然无遮挡的地摊。我诧异的是,一排卖菜的妇女,不仅穿了民族服装,而且样式至少两种。一问方知,一是瑶族,一是壮族。

卖菜的瑶族人
今天不像赶集日,卖菜的少数民族妇女也不像路途遥远的菜农。她们或许常年就混迹于此,专门从事蔬菜的生意。然而,从事这种生计,能不易其服,说明高良确实有些古朴。
高良乡的壮族人口最多,人口接近1万,街上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几位穿着民族服装卖菜的妇女
二
早饭后,文化站杨自和带我们去壮族村子。村在南盘江边,杨似乎是第一次到。他帮我们联系人,带路。走了一段土路,几里后又折回,走错路了。他大概记错了方位。

2006版的《云南省地图册》
村名叫便别,2006版的《云南省地图册》里有标注,在南盘江南岸。
接待我们的是原村委会书记王天福,1961年出生,读过四年级,做过15年村支书。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做了爸爸,他们在外面打工。和他聊天时,正好打进一个电话。电话是邀请他去工地上搞管理,好像去的地方是郑州,“五六千块钱,就跟他们去混”。他的的谦虚中有些自得。60后一辈的村里人,再出去打工时,像他这样的可能也确实不多。

从便别看南盘江
对过去在村委会任职的经历,他比较自豪的成绩是,村委会、村小从某处搬迁到了交通更便捷的桥头——大概就是南盘江大桥边(我们从师宗去高良时正好经过),然后在这里还建立了农贸市场。路过这里时,我们看到有卖“江鱼”的饭馆招牌。
探访民间音乐,经常不能立即进入正题。
我们自然是要听听他们的歌唱,但一到他家,他给我们看的却是几本手抄书。他反复说,他们这个330人的壮族村(自然村)“文化落后”,而他首先向我们展示的抄本,大概就是这个村的底蕴所在。
这些书,并不太容易懂,内容关涉人生大事——结婚,故世,盖房子无所不包。盖房子,利在哪一边?看这本书。下葬,罗盘找地,也需要这本书。甚至人死了,“上天堂”,也需要它的指引。这位共产党的前基层干部,似乎不太擅长此道,也不是魔公。
但他说法矛盾,“我不太懂,但也有点懂。”他同样在谦虚中表现一丝得意。
看着经他手抄的这几本奇书,我只能赞美说“你字写得很漂亮”,然后立即转移话题,“除了这些,你们有没有歌舞方面的?”
三
每次探访,对方也未必搞得懂我们的意图,所以,经常要反复几轮试探。
王天福汉语表达不算好,口音的辨认于我较为吃力。这感觉就我像小时候我走夜路,电筒昏暗,路面崎岖。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最后,他终于明白我们的愿望,打电话给村里面的几个妇女。干部的组织能力,我们从不怀疑。半个小时后,11个穿着民族服装的中老年妇女和两个老年男子就齐齐地到了他家里。

参加合唱的部分村民
他们唱歌给我们听。
妇女们挤在长条沙发一侧,三位男子则在另一侧。是对唱,女的先唱。第一个调子(他们叫“小调”),是聚会场合的第一个调子。王天福翻译说,过节的时候,两方约定到山上去玩,女方唱的意思是她们已经来到了,你们男的怎么没有来。而男方则答道:我们来晚了,是家里老人做饭迟了,赶不上。
“这样场合,两天两夜都唱不完。”这是相聚的场合,唱词应景而变,分离时唱词则转为依依惜别。
十多位老人,给我们唱了4段歌。
第二段是女儿嫁出去,出门时所唱。歌者是亲戚朋友。内容是表达祝愿:出门的时候,顺顺利利。这是嫁女儿必唱,现在还有传承。
第三段是新娘到丈夫家第二天所唱。这天,姑娘的“后亲”要“挂红”,挂好后,新娘来敬酒。歌者是她的舅舅一方。
他们说,老人过去也有唱调,但“不文明了,现在不怎么唱”,“都没有了”。
总结看,唱歌主要就是节庆和红白事,至于内容则无外乎社交和礼俗。红白事场合的歌唱,各地普遍有,节庆里歌唱,则地方性更为凸显。这里一年四个节日,最隆重的是三月三,而不是春节。
王天福跟我们说起过三月三他们的歌唱活动时,说的已不是自发组织的游山玩水的传统聚会,而是指由政府拿钱出来组织的群众性舞台活动(村上组织,乡里出钱)。他不无遗憾地说,“今年找不到钱,办不了”。而往年举办,开销要万把块钱。

休闲逛街的壮族妇女
关心民族文化变迁的人,可能对这类活动由谁组织,活动形式怎样,更为比较敏感。但仔细体会他们的意愿,他们显然并不那么区分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以及方式。王天福说,以往在南盘江大桥边上搞活动,连贵州的都会过来,显然很吸引附近的居民。而对这些人来说,大概同样不会特别区分活动的组织背景。
王天富说,这里已经没有舞蹈。但我想,如果在政府组织的三月三活动中,舞蹈节目应该也是不可少的。
四
文化站的杨自和是苗族,一路上他给我们讲述他所知道的苗族历史。
他说苗族历史上有至少三次“大逃亡”,第一次是蚩尤跟炎帝、黄帝大战,被打败,蚩尤身首异处。他注意到汉文献里蚩尤的形象,“好些书上都把他形容成一个怪兽”,“你在电脑里一打开蚩尤的图像,都是长角的。”
苗语里有蚩尤(发音,类似兹尤),这个词除了指这位苗人崇拜的英雄,还指男人,男子汉。

墙面下方是苗族、壮族、瑶族的“祖先”的图像,墙面上方反映了政府角度,推进文化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另一次是楚国的时候,“楚国是苗族的国家”。杨自和提到《芈月传》。“我们苗族人最爱看,我看两三遍了,因为讲了好多,跟我们苗族东西很相像。”
杨自和说的“相像”的东西,是“下蛊”。
“下蛊”跟苗族联系起来,这显然是一种污名化。杨自和作为有民族认同和历史意识的苗族人,主动提及,我颇有一些意外。我仔细听他的完整表述。
他并没有见过,但老一辈人有见过。他说他问过老人,得知曾经有过,“现在基本没有了”。要特别强调的是(但他并没有强调这点),在苗族社会,下蛊的人也为大多数人所不齿,“属于败类”——他大概联想到电视剧里的情节,“打不过人家,就学这种歪门邪道的东西”。苗族社会对下蛊的否定态度,他说了他家的故事为佐证。
杨自和说,他母亲会给人治病,有一个人给她算命,“算着算着。‘哦,你这个人会下蛊’。”听到这个话,他爸爸很生气,拿出铜炮枪就吓唬算命者。
这大概就是一个苗族家庭,在被污以“下蛊”者时的正常态度。

高良乡过去森林茂密
围绕这个话题,他还延展出某些复杂议题。比如,为什么过去苗族人不跟外族通婚。“是怕你找到一个会下蛊的女孩。”
“你”是指外族。这话逻辑比较绕——实际意思,就是怕“下蛊”传说造成被歧视。而杨的观点,也不能解释这么复杂的历史文化问题。
他随即补充说,在苗族社会,结婚之前,“都要想方设法套一下(姑娘)会不会下蛊。如果会就不要。”
这样说来,其实全社会,包括苗族社会,都视“下蛊”为异类,都排斥。
有意思的是,杨一面以大众文化里的下蛊意象想象古代苗族,一面又提供了对苗族反对下蛊的现实例证,甚至眼下一个最可信的例证指向的下蛊者,居然不是苗族,而是高良的另外一个民族。
“我们刚刚过去的x族的村子,他们说,有一个老人还会下蛊,有一个新郎还被她下蛊了。”去杨自和家的路上,刚好路过一个村。他接着说,“我说不可能吧。但这里村委会书记都说是他亲眼所见。”
下蛊的传说,实在不少。但即使深入乡村,也依然只是传说。


高良乡各方面都在融合
在民族民间音乐探访中,跟地方文化干部时有交道。这些受过现代教育、在基层活跃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其中好些人有着杂糅的历史观、民族观,这一知识状况很有魅力。
再进一步就是乡村的“民间艺人”,我们打交道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知识,又会是怎样一个并非完整的世界呢?
工作统筹/主编:刘晓津
采访:信卫波 龙成鹏
撰文:龙成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