荞菜节，可能是改变最大的传统节日

荞菜节是白倮人最重要，也最知名的节日。这个节日，跟农作物荞有关，节日期间，陆孝忠说，荞的禾苗要摘回来做菜——这大概是名字的起源？然后要跳两天的舞。

新寨集市

白倮人居住的地方，海拔1400米，不算高，现在有水稻、玉米等作物，并非典型的荞产区。似乎有人提出过“荞”文化圈，这是不同于水稻的作物，高海拔地区的专属。比如，云南西北部宁蒗（小凉山）3400多米的地方，有彝族生活，他们除了荞（而且主要是苦荞），以及后来的土豆、玉米，几乎没有更多品种的主粮可种。所以，不知道白倮人居住的这个并非典型的高寒山区，为何荞菜在习俗上有这样显赫的位置。

荞菜节，一个核心仪式是给庄稼叫魂（有些地方为“叫谷魂”），而叫魂的方式，大致是从树林去采摘一种植物回家里，并向东南西北四方求告。这种被采摘的植物叫“冷饭团”。陆荣光给我介绍时，我开始误以为是把冷的米饭捏成饭团，然后祭祀什么的。结果，反复沟通，才讲清楚冷饭团是一种植物，但又不是网上俗名为“冷饭团”的一种开红色花的树（他们的语言和思维，可能不太善于描述静物的细节）。我给他看图片，他说不是，他们仪式里的“冷饭团”，是黑色的。于是，直到此刻，我也弄不清楚，荞菜节里用到的“冷饭团”究竟长什么样子。

荞菜节的节日，几乎被所有文献（仅就我阅读范围而言）忽略的一点是寨子的参与程度。上午的献饭环节，是各家自己过，并非六郎节那样要全寨的总动员。在跳舞环节，有一个也被忽略的做法，场地是按姓氏区分，陆家的场地就是陆家跳，其他家有其他家的场地。今天的城寨有七八个姓，有些姓人口极少，所以，我不知道实际情况是否还如此，但这一传统做法，对我们理解白倮的音乐文化十分中重要。

我反复跟陆荣光核实过这个情况，他还进一步介绍说，现在如果外面有人来参观，全寨又会在另一个场地一起跳。他说的这个另一个场地，也可能是更大的场地，我见过。3年前，还是一个停车场，现在已经是地板上镶嵌有铜鼓鼓面纹饰的圆形场地，2018年规模比较大的，吸引了很多外地摄影爱好者和旅行者的荞菜节就是在这里搭建舞台举行。

村里的孩子

在提到另一个习俗时，陆荣光还侧面补充了跳舞场地这种公共空间的特殊性。他说，死人进出村子，都不能经过这些跳舞的场地。或许关于这个公共空间的禁忌，还不止这些，我没有一一打听。

白倮的节庆，荞菜节在外面最具知名度，原因可能跟它的歌舞有关。荞菜节时所跳的舞，叫荞菜舞。队形成圆形，逆时针方向转圈。乐器有牛皮鼓、铓，动作是起左脚时抬左手，起右脚时抬右手，曲肘外摆，左脚朝前一步，右脚拖靠跟上。节日期间，要歌舞两天，白天是孩子的主场，晚上则是成人和老人的主场。这个节日，对音乐文化传承显然很有意义，但这种意义，还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制度安排。

陆荣光告诉我，每年荞菜节，老人都会聚在一起喝酒唱歌，酒钱由年轻人凑，现在是一个人（好像是一户）10块钱。这个由年轻人集资，在节庆请老人按习俗传授歌舞技艺的现代传承方式，同样在文山，在一个壮族侬支系的村子，我们了解过一个案例。我不知道，这个现代返乡青年集资传艺、学艺是否有传统的启迪，但白倮人荞菜节这个至今还延续的传统，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歌舞文化民间传承的智慧。

荞菜节的音乐歌舞，过去是没有铜鼓的，但今天有了。今天面向外来者的荞菜节，尽管传统的歌舞里，没有铜鼓的角色，但铜鼓已然是极为重要的角色和象征。3年前采访陆孝忠，他告诉我，荞菜节是要跳铜鼓的，而这跟我阅读的《中华舞蹈志·云南卷》关于铜鼓舞的更早时候的调研结论，不一致（不过却跟同书“荞菜节”的描述吻合）。我再问陆荣光，他告诉我，以前是不敲的，现在要给游客看，才敲了。

白倮人年轻女性

《中华舞蹈志·云南卷》“荞菜节”词条，我一句句念给陆荣光听，他纠正了几个内容。词条上说，两天的节日，第一天在主办的人家由小孩子跳，第二天男女老幼集中在寨子的“龙树”下，铜鼓敲响之后，开始集体跳。

陆荣光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对。活动是由各大姓（比如陆家，陈家）中一户来组织，但并没有杀猪这样的隆重；活动是两天，但并非这样细分，也不去全寨的公共场地。白天是户外，以陆家为例，是陆家十二三岁小孩跳；大人在边上会指导教小孩；到晚上则是室内（组织者的家里），老人围着桌子喝咂杆酒唱歌（多对唱，有涉及荞菜内容），年轻人在边上（堂屋）跳圆圈舞；两天都是这样过法。《中华舞蹈志·云南卷》“荞菜节”词条呈现的那个节日，可能就是陆荣光说的“文化馆来后搞的”，只是当时还没有那么舞台化。今天专门做给外人看的荞菜节，老人喝咂杆酒等内容，已经全部从晚上变成白天，从室内改在室外。为了被游客看见，那些被提出来的文化符号，被改造被拼接。

这张来自网络上的图片，借来介绍下咂杆酒。不过喝这种酒过去

被误解的“尝新节”？

农历八月第一个属龙的日子，是“吹牛角节”，这是一个透露出很多宗教观念、社会组织信息的节日，对了解白倮人的精神世界，或许更显得重要。

这个节日期间，白倮人要按家房祭祀，祭祀的对象是死去的祖先。家房以3代人为界限组成，节日这天，要一起聚餐。这不是普通的聚餐，而是要杀鸡祭死者，鸡肉要这一天被这个家房的人集体吃掉，外人不能参与吃，如果要招待外人，款待鸡肉的话，要另外杀鸡；这些祭祀的鸡，每一只对应每一个要祭祀的死者。陆荣光家，去年是杀6只，今年要增加一只，增加的一只是给陆孝忠的。

去亲戚家送礼的妇女

送礼时送的米饭

死者享用这只鸡的方式，跟一般祭祀并无太大区别，就是献几根鸡毛给灵牌上，配上其他祭品，亡灵也就能够饱餐一顿了。特别之处在于，这个祭祀，要到树林里，死者的灵牌在去世后被放置在打卦选中的树干上。白倮人，出生时有一颗树，死时也必须找一棵树。

围绕死亡的习俗，对很多民族来说都是极为深奥繁琐的。白倮人的死亡也就属于仪式繁复的一类。这里篇幅不能再多，我只能讲两个重点。一个是死者分在外面死和在村子里死，两者仪式上有区别，陆荣光告诉我时，多次重复讲，说明其重要性根本不需要采访者来“启发”。

在寨子外面死的，可以抬回来安葬（有的民族是不可以），但安葬程序有别。抬回来就要立即做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没有名字，但陆荣光提及时，用了一个奇怪的词“魔”。白倮人负责祭祀的叫魔公（也不知是否该写为“摩公”），葬礼祭祀也需要他。而死在外面的人先做的仪式就是请魔公，把死者的灵牌（灵魂）先找到安放的树（要杀牲）——这棵树下，要放牛或猪的下颌骨做出标识，然后才能开启其他仪式。他的原话是：“外面死的，不魔，铜鼓不敢敲，唢呐不敢吹。”

跟一般情况区别在哪里？如果死在家里，就不用先送灵牌出家门，而是在死者安葬后两三年，再请人为死者选树，送灵牌树，虽然杀牲等消耗物质的程序都一样，但死者的亡灵似乎并不急着上树。

对当地人来说，这个仪式恐怕还有别的一些意味。陆荣光说，前面这种死法的，如果“不魔”，村子里没有人敢来帮忙。

陆孝忠老师作为国家级传承人，去世前治病方面也得到当地政府不少的关怀，因此病危又被送进了医院，并在医院去世。所以，他遗体抬回来后，也按照传统，先“魔”，然后才开始敲响铜鼓。

“吹牛角节”的功能，并非“尝新”——因为这个节日也被说成是尝新节，而是要祭祖。与时俱进的陆孝忠老师3年前在听到我问有没有清明节时，他说有，而他说的清明节，就是指这个。

牛角

这个节日，有一个传说，传说的内容，多少还反映在活动内容上。这个节日并没有音乐歌舞，音响主要是吹牛角号，边走边敲铓锣，然后七八个组成小队（3代人的家房抽出这些人不成问题），扛着枪，去转山。这大概是模仿狩猎，而这个节日，起源于一场狩猎事故。

有两兄弟，跟其他人进山打猎。老虎来袭，弟弟没跑掉，被老虎咬住。其他人都逃命，唯哥哥舍身救弟，开枪打死了老虎。回村子后，围绕分老虎肉发生的兄弟两人与其他村民的辩论，有点枝蔓，这里就省了。话说，弟弟回来后，因为被老虎咬伤，不久（陆荣光又说是几年后）就死了。然后，陆荣光就说——以非常跳跃的逻辑——就有了“吹牛角节”。

我反复核实，大概理了一下这个故事逻辑。吹牛角是打猎时的标配，打到猎物就吹响提醒其他人。然后打猎出了事故——用陆荣光的话，也诞生了“打虎还需亲兄弟”这个哲理。再然后，弟弟去世，（我推测）就有了把弟弟的灵牌寄托在树林这个习俗的起源，然后再进而成为白倮人普遍的习俗，最后就有了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文化都有的对亡者的祭奠行为。

来头很大的音乐歌舞

节庆是白倮人音乐歌舞的重要背景，但从实际考察结果看，很多重要的节日，音乐歌舞并非主要内容——当然最有名的节日，不知是否巧合，却又以音乐歌舞见长。而另外一些节日，正如前面看到的，根本就在拒绝娱乐化的音乐歌舞。

白倮人，几乎没有乐器。我再三打听，陆荣光想起了两种云南地方色彩较重的乐器，一个是口弦，一个把乌。陆荣光叫出了把乌的名字，但口弦他只能描述。其他有牛皮做的手持的木鼓，有铓，有唢呐。然后需要隆重介绍的就是铜鼓，一个似乎不能简单归入乐器的乐器。

铜鼓是丧葬音乐，除了丧葬，大概也就求雨这种充满巫师色彩的场合可用。求雨比较特殊，有必要交代几句。陆孝忠说，求雨是很灵验的，天太干了，敲铜鼓，做做求雨仪式就会真的下雨。这个信仰，老一代可能还是坚持的。求雨要敲铜鼓，跳舞并且穿着也很独特。采访陆孝忠父子时，他们说求雨的衣服，就跟普通的“花衣服”（男性是有铜鼓太阳纹），但陆荣光则说不是，而是要穿另一种衣服，叫“蝙蝠衣”，绸子做的，不是普通自制的棉麻衣。

白倮人纺线的工具

蝙蝠衣我没有见过，这是白倮服饰可能最庄重的服饰。老人去世，在办“大客”，也就是杀牛的那一天，死者家要由儿子媳妇去请村子的老人来跳铜鼓舞，这个时候跳舞的老人，就要穿蝙蝠衣。这是整个葬礼最隆重的时刻。

白倮人服饰

白倮人葬礼敲铜鼓，是从始至终。人死当天晚上，就可以敲铜鼓，一直持续到死者送上坟地下葬（一般上午、中午），回来后，还会继续跳一次。这一次，在死者家堂屋（原来安放棺材处）跳到下午三四点，然后才散场，随即铜鼓归还给保存铜鼓的人家（一般是寨老），举行简单祭铜鼓的仪式后再结束。

陆孝忠说铜鼓有36套，铜鼓舞也有36套。我估计这个说法，流传会比较广。但我没有办法问出，具体是哪36套。这个数字，这种看上去很规整的数字，通常都不真实，我再向陆荣光核实，他给了另一个说法。他认为就12套左右的鼓点，“单的就是12调，双的就是24调”。我不知道他说的单，双是指什么，不知是不是指铜鼓都是成对敲击这点。

铜鼓在白倮人中，是一双数算。陆家原来有3对，每对大小各一只，小的为公，大的母。两个鼓都是悬挂起敲，小的那只高度略高于大的那只。

铜鼓舞也没有36套，陆荣光介绍说，很多动作都重复，我要他给个数字，他说10多套。但我拿出荞菜舞比较，他明确说，两者不一样。

据《中华舞蹈志·云南卷》描述，白倮人的铜鼓舞在鼓声中舞蹈，随时加入“丧歌”唱段，气氛庄重肃穆。据麻栗坡文工队的周顺菊在《解析白倮舞蹈的原始艺术魅力及传承保护价值》描述，铜鼓舞跟荞菜舞动作也有相似之处，都是脚、手同边起落，陆荣光说的不同，我听那个意思，主要是节奏和情绪，或者他们内心中认定的某种“事实”（这个词怎么解释呢，我的意思是，他们会从内部的视角认为这两种完全不同）。

白倮人的舞蹈，竹竿舞是最轻松的。陆荣光对竹竿舞的过去，有一番很有历史意味的解释。他说，过去村子里经常跳竹竿舞，经常通宵达旦的跳。为什么这么热衷，因为这也是震慑土匪的方式。过去，大概是在没有找到跳竹竿舞之前，村子经常来土匪，杀了村民，也杀了土匪，杀了土匪，把他们扔进一个洞里（我挺好奇这个是什么样的洞，但实在也没法问）。后来，就是跳竹竿舞的时代。村子边有一个山，某个时候，从广南那边来了一群土匪（他说出名字），住在在那个山上，他们想要攻打城寨，守了几天，不敢进村，因为搞不村子为什么声势如此浩大。

竹竿舞的响声在八十年代也响了一阵子。陆荣光回忆，那时候村子没有电，村子的年轻人经常一起唱歌跳舞。学者把竹竿舞基本理解为男女青年互动，增加感情的媒介，完全不同于铜鼓舞这样的类型。

白倮人的舞蹈，狮子舞很容易被理解为外来品种。不过，我有些意外的是，它居然也有一个看起来很有些年代的起源传说。

这个故事，陆荣光把他追溯到了白倮人一个经典的故事中。那个故事，被不同的人用来解释多个习俗的起源。故事情节很简单，在某个时间的起点，白倮人很长寿（陆荣光说可以活两百岁），所以，老人到了干不动活的时候，就会被全村的人一起瓜分了吃掉。这类故事，我认为，为了尊重白倮文化能不提则不提，不过，陆荣光以及更早他们村的老人口述给县政协的材料，都直言有这么个传说时代，然后就诞生了改变时代的人。两兄妹，哥哥耕地时见到母牛生小牛的痛苦，所以，不忍母亲被分吃（他的父亲是不是已经被分吃了？），于是跟妹妹商量从我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改变村民们的习俗。对于别人家分来的父母的肉，他们收下，但不吃，都挂在火塘边存起来，然后终于当轮到他母亲时，他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拿出收藏好的肉，还给村民。但是，这种改变起初是阻力极大。所以，他跑去田埂边哭，想哭给他妹妹听。

这里要插一个情节（我怀疑这原本是两个故事）。此时，他的妹妹已经出嫁，嫁给了龙王的儿子。他妹妹出嫁时，是从这块田里消失的——满水的田，突然裂了一个坑，她妹妹消失其间，随后田又恢复了原貌。

他妹妹听到他的哭声，出来看他，问明缘由。就出主意：把之前的分到的肉还回去，不够，就杀家里的牛来抵，再不够，她就从丈夫家拉牛来支援，如果还不能和平解决，那就打吧，她也赞助武器。

果然，事情发展到打的地步，而妹妹也带来了刀、叉，带来了狮子舞（究竟是狮子还是狮子舞？）。在某些文献里，还带来了铜鼓。

这个故事的尾声就是，村民们接受了改变，从此就不再分食人肉。表现在葬礼上，就是杀牛成了必不可少的习俗，而且嫁出去的姑娘，也必须要用牛去吊念过世的父亲或母亲。

2016年3月11日，我们在陆孝忠家有一个非常短暂的探访。本来是他介绍我们去看一个葬礼，结果迟到，错过。但我没想到，当我跟他的子侄辈谈论白倮人的葬礼习俗时，我依旧没有绕靠他。但不同的是，我的问题变成，“这个是陆孝忠老师的葬礼吗？”

采访陆荣光，我本来只是想补一点点材料，但结果听闻陆孝忠去世，我才放弃“啥时候去当面问问陆孝忠老师”的那种念头。他的手机电话已经是空号了，而我可以看到可以听到的只有陆荣光不经意录的葬礼的某些视频片段，而他对我上面这个问题的回答，让我很差异，“记不得了，好像是。”

我姑且就认为它是吧，我们终于可以在陆孝忠的“帮助”下，看到某些铜鼓舞的场景。

工作统筹/主编：刘晓津

采访：信卫波   龙成鹏

撰文：龙成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