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土嘎，以女性为中心的音乐传承

因为绿春彝族的栽秧鼓有“传女不传男”的传统，土嘎这个云南彝族鼓为数不多的遗存地，文化传承方面就显得有些特色：女性走在台前，男性隐身其后。但当国家的“非遗”保护落实下来时，一些男性又抢夺了话语权。今天去考察这里的“非遗”传承人名录，会是很有意思的课题。

走在台前的女性

第10站，绿春土嘎，3月30日。

|牛孔街上穿民族服饰的中年妇女

　绿春到土嘎36公里，上午10点，我们已经到土嘎村子附近的牛孔镇集市了。

　普旧芬陪我们一起来。昨天晚上（29日），我们住她家。她从传习馆离开后，与来自昆明的汉族退役军人结婚，然后定居县城，从事修车业务。随着汽车的普及，近几年他的修车行越做越大，也因此认识不少周边乡镇的人。昨天我们见到的李为沙老师，就是她推荐。

　土嘎是普旧芬的娘家。1993年，他和村子的两位老太太，以及其他同龄的小姐妹离开土嘎，加入了昆明安宁的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一晃24年过去，很多东西都已经改变。

　　土嘎是彝族村子，在半山腰。这里是哀牢山末端，山势渐缓，加之土嘎靠近乡镇集市，所以，与我们此行见过的很多深山里的村子有些不同。更大的不同是，可能是另一个因素：这里的音乐歌舞，一直以女性为主导，男性反而较为边缘——这种情况也可能是近些年各种文化传播的后果。

　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这里的栽秧鼓。这是一种双面鼓，由三个人同时敲击。打鼓的是女性——上世纪80年代末田丰先生到这里采风时，就已如此。民间还有所谓“传男不传女”的说法。后来我们还听过一种变通方式，男性也可以打，但需穿女性的衣服，装扮成女性。

　绿春的哈尼人口占绝对多数（87.4%），彝族人口相对较少。牛孔镇的牛孔村委会，除土嘎外，还有几个彝族村寨，他们虽然跟红河北岸的彝族，有历史渊源，但迁徙过程中似乎也断了联系，文化有如孤岛。所以，应该算是彝族文化很特殊的样本。特殊到对这种鼓的文化渊源，至今缺乏解释。

　土嘎这种女性主导的局面，不止是音乐传统如此，传承以及其他活动的组织，也如此。　比如说，绿春每年11月要搞声势浩大的长街宴，作为民俗旅游，绿春栽秧鼓（政府方面称之“神鼓”）肯定要到场。那么打鼓的是女性，组织者也通常是女性。据普旧芬介绍，目前，土嘎有4个打鼓队，而组织者基本都是女性——前几年也听闻某一位跟政府走得近的男性也拉了一个队，对此土嘎的一些妇女还颇有微词。

     　源生坊到土嘎，是田丰先生的传习馆时候的管道，当然也全是女性。因为当时被邀请到传习馆的土嘎团队，是两个老太太带着几个姑娘。后来这些姑娘四散，既没有留在她们渴望待下的城市，也很少嫁在本村。所以，隔了几年，源生坊到土嘎时，能联络的只有普旧芬和阿霞了。

　土嘎年轻一辈，除了普旧芬和阿霞，其他更年轻的女孩子，也在传习馆之后，陆续重拾栽秧鼓的传承——田丰先生创办传习馆时，村子里已经几乎把打鼓的技艺遗忘了，回来慢慢回忆，技艺最好的老太太才被请到昆明来教传习馆的年轻人。所以，源生坊组织的交流活动中，也经常有绿春土嘎的年轻面孔。这些后起的年轻人中，有一位是普旧芬的堂妹，就嫁在土嘎，所以，她也是我们心中土嘎年轻一辈文化的留守者。

　尽管源生坊从组建开始，就跟土嘎保持密切联系，但我们在摸索乡村传承，并逐渐在云南各地实践时，土嘎一直是我们的空白。

　这次我们路过土嘎——我们接下来去江城，所走的214省道，刚好经过这里，除了看望老朋友，还希望能够对传承有所推动。

被嫌弃的栽秧鼓乐

    我们来这里，要见几个人。两个是小孩，她们在牛孔镇小学读书。2016年她们参加了源生坊主办的艺术节的“传承专场”，展演了绿春栽秧鼓。我们的“传承专场”，鼓励老师带着学生参加艺术节，而绿春土嘎，我们知道二三年级的小女孩子都已经开始学了。

      2011年，我们在土嘎，就曾见过两个。那一次，在一个老人家里闲逛，看到她带着两个不到十岁的孙女练打鼓。没有鼓，就用敲凳子，也是三个人组合，奶奶打节奏，两小孩打鼓点。动作很熟练，但也稚气得可爱。

    2016年我们开始做“传承专场”，就想到土嘎这两个小孩，但他们已经在读高中，学业重，参加不了艺术节了。但好在小孩们学鼓的这个传统没有断，所以，我们在艺术节上，又看到两个新面孔。

|土嘎的彝族女孩，艺术节时参与打鼓　　

　　 小学校还在上课。我们把艺术节时法国摄影师拍的照片给她们后，她们又高高兴兴去上课去了。艺术节的回访，面对成人，我们鼓励他们传承，但面对孩子，我们也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也许更适合的聊天对象，是孩子们的父母，或者小学的领导们。后面，我们还真见到了该校的领导，也把我们对校园搞传承这满腔的话，倾倒了一小部分。

　这位领导，是一位男性，跟普旧芬很熟，就是这里的彝族。我们站在学校的操场上说话，姿势是闲聊。

　我们先是一番恭维，然后也很废话地说，希望贵校把绿春栽秧鼓好好传承下去，并不惜引用名人名言，以证明绿春栽秧鼓的重要性。当然，做领导的肯定要说，他们已经很重视，每周两次课云云。

　随后，我们聊到老师，却得知，这里似乎没有请村子里的传承人给学生上课。请传承人到中小学，用兴趣班的方式，每周组织一两次课，是云南各地比较普遍的做法。如果不具体讨论教学内容和实践效果，仅就这一制度安排，已是很值得称赞。

　但紧接着，这位校领导，又很委婉指出绿春栽秧鼓某些不足。他原话是这样的：“跳起来，放点音乐，这是应该要有的，光靠它（打鼓？），人家评价很低的。”说了这个话，我们一下就很迷茫，我们还是在讲同一个话题吗？

　绿春栽秧鼓，这一个以鼓点节奏，以及打鼓方式著名，怎么在学校就成了备选的舞蹈节目？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后，栽秧鼓就开始被外界添加新东西，以致在土嘎，还增加了舞蹈的戏份，有了插秧这样的动作——似乎这样更加凸显它的某种民俗功能。

　但即使如此，我们对栽秧鼓被如此认知，还是有些惊讶。但另一方面，他也道出了中小学文艺演出的主流审美倾向和成功秘诀。

　这位校领导说没有师资时，我们身边正好站着普成梭。她是土噶30多岁这一辈优秀的传承人和稳重的组织者。“她可以做老师啊？”我们向这位领导推荐普成梭。“没有钱，请不到啊。”领导很苦恼地说。

土嘎，我们如履薄冰

　来土嘎的路上，我们跟普旧芬聊了很多村寨情况。我们有两个问题，萦绕不去。一个是栽秧鼓的传承，会不会走样。因为我们知道，应付各种演出时，为了“好看”，连鼓本身都已经变成北方那种大红鼓。

　另一个问题是过分强调栽秧鼓后，会不会忽略其他方面。比如，歌唱方面。

　关于第一个问题，现状大致是这样。传统的24套鼓点，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很多都会打，且鼓点也还是原来的鼓点。至于一些新添加的东西，她们也知道假，如果需要去掉，也可以去掉。普旧芬的说法，也从阿霞那里得到印证。过去我们交流过这个问题。那时阿霞多次带队参加接待性的演出，所以，我们表达了我们的疑问。而她的回答是，让两种东西并行不悖，需要改编的就给改编的，需要“原生态”就给“原生态”。

　栽秧鼓的传承是这种情况，那作为传承项目，就显得没必要。源生坊一直把近些年的工作，视为抢救性保护，所以，栽秧鼓的情况，无论如何，都还算乐观——事实上，这个鼓，因为传习馆的传承和传播，已经在绿春之外有很多各民族（支系）的“传人”。

　关于第二个问题，还真如我们的担忧，这里的几个彝族村寨，原本都有栽秧鼓和很多民歌，但最近几十年，土嘎鼓有传承，其他村寨就断了，而唱歌方面，土噶又反而远不如其他村寨。

　普旧芬介绍的这种情况，给我们一个初步设想。可否把这些擅长打鼓青年组织起来，主动学习和弥补唱歌方面的不足？

　这个想法，一旦冒出来，我们就开始讨论具体的做法。显然，这不是聘请传承人带一波徒弟的传承模式。工作重心应该在学生，而不是老师。但是，如果作为传承项目，又如何制定学习目标和预算呢？问题的症结，还在于我们对这一带的民歌缺乏了解。

|牛孔街上漫步的老太太，好像是土嘎人

　所以，我们此时我们只能先明确普成梭、阿霞她们的态度，表达一种希冀，那就是希望她们能够主动去接触老人，以及其他村的优秀歌手。

　另外，为营造一个学习的氛围，我们想在这里推进一个“乡村茶水费”的项目。这个项目，给那些原本就有条件聚集大家一起唱歌做活动的地方，继续把乡村的音乐歌舞氛围做起来。有时候，它也是正式的传承项目开展之前的铺垫。

　土噶虽然我们接触多年，但这里因为种种原因，一直缺乏能够带领大家做传承的权威人物。男性已经边缘在外，而妇女们则因为家庭等各种问题，要么难以抽身，要么彼此摩擦不断，以至分裂成四个团体（打鼓队）。

　我们自然不希望我们的介入，带来进一步的分裂。所以，我们在土嘎这个问题上，如履薄冰。有些矛盾，是不能拿到台面上讲的，即使我们想要化解，但我们也只能装作一无所知，云淡风轻。

　离开的时候，我们决心把“乡村茶水费”的项目，委托给远在县城，与村子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普旧芬。她很有公心，且洞悉村寨复杂的人际关系。然后，村子有另一个组织者，能够农闲召集年轻人和老人，乃至邻村优秀的歌手，大家一起唱唱，聊聊，而我们不多的资助，在变成一些可以分享的食物后，让这样的聚会，增添一点欢乐。

主编：刘晓津

采访：信卫波 龙成鹏

撰文：龙成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