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垤施、洛孟：音乐歌舞的往事与新事

|去垤施的路上

1964年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面圣“，是垤施、洛孟彝族民间音乐历史最辉煌的顶点。与这种“贡品“待遇形成对照的是今天后继无人的现实。“非遗“保护是不是热热闹闹十几二十年，然后就在书本和报告里宣布胜利后烟消云散？

第8站，红河垤施洛孟，3月28、29日。

普春村的公路，一头连接元阳的沙拉托，另一头连接红河的阿扎河。往阿扎河的方向，就可以到我们要去的垤施、洛孟。

我们28号9点半，从陈习娘家出发，路上天气放晴，停车拍梯田，到垤施时已是中午12点。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元阳方向抵达垤施，也是第一次把同为阿扎河的两个项目点在行程上联系起来。

正在改变的王老师家

垤施、洛孟，今天是两个相邻的村委会。红河是峡谷地形，垤施、洛孟，在同一座山的一侧，所以，进入村子的顺序是，先到垤施，后到洛孟。

以前这两个村之间，以及他们通往阿扎河乡政府的路，是泥路，路况很差，一般的越野车难以通行。所以，2011年，我们有一次，是把车停在了距离垤施几公里外的另一个村口。此后我们还去了垤施七八次，多是从乡政府所在地开始步行，先下到小河河谷，然后再笔直地爬几公里，上到山腰的寨子。

红河（元江）南岸的峡谷，差不多都是这样，两个寨子之间，在峡谷两岸，看着近，走着远。如果开车，在半山腰的泥路绕，同样很艰难。路况的改变就是这些年，得益于国家的扶贫攻坚。

我们到垤施时，王里亮老师已经等着了。这几天，村子不忙，一进村口，都可以见到一些闲散的老人。

     垤施是一个很大的寨子，行政上，分了4个寨子，有旧寨、中寨、上寨、上新寨，寨子的名字提示了彼此的关系和发展历程。它们建在山坡上，这里基本没有平地。

村寨建筑很密集，这种密集的程度，似乎也影响了传统建筑的格局——没有院子，房子喜欢向上生长，而且每家都留有房顶，可以活动，互相喊话。

王里亮老师家，是我们一贯的落脚点。他家是2层楼的钢筋水泥的平房，二楼的房顶，就是我们的观景台。

但是，这次到王老师家时，我们发现变了。他家以前关公鸡、堆木柴、看邻居家风景的二楼楼顶上，已经变成了内室地板，因为新增了一层，2层楼变成了3层楼。这新的一层，被隔成3个房间，里面摆了一些床，打扮得像一个乡村旅舍。大概为了配合这种现代格调，楼梯口，还增设了一个公共卫生间。

|王老师家接待的硬件设施，已经大大改善，虽然部分家具还没配齐

|王老师制作乐器的地方

垤施的集体感，以前可以通过上厕所感受到。一个寨子，就一个公厕，男厕的部分，可以眺望远山的风景，暗合某部文艺片的名字——《望得见风景的房间》。

不过，王老师家的改变，改得实在太好，用那句套话，那就是潮流所趋，民心所向。一年里，到王老师家来住的，不仅仅是我们，还有很多学音乐的师生。上世纪90年代，田丰先生就已来过3次，新世纪后，外面来采风的就更多了。有一年，巴黎来的师生十几个，据说一住就十几天。国内来采风的就更多了，北京、香港的学生经常听王老师提及。现在交通改善，接待量自然还要增长。

这次见到这种新情况，我们突然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以前都是外来的人，到这里来采风，来吸收营养，获得灵感。但以后可不可以增加一个内容，就是让那些专业人士，不单纯是做一个听众，也让他们发发声，把他们对这个地方音乐的评论，对垤施彝族的音乐价值的理解，用当地人听得懂的语言告诉当地人？

|洛孟村里闲坐的老人

这样的交流，对谁都不是一个负担，但却能够让当地人知道他们的音乐在今天的价值，从而更新他们的观念。而且，这也打破以往音乐采风、交流，只跟村子里的“传承人”打交道的状况——这种状况长期来说，应该是相当有害。因为它把民族的文化传承，变成孤立的、一小撮人的事。

垤施、洛孟的音乐往事

垤施、洛孟的彝族音乐，逐步为外人所知，是50年代初的事情。据早年的参与者李元庆先生对我们说，最早是蒙自第五文工队和中央民族歌舞团“发现”了垤施、洛孟的音乐。之后，经由他们推荐参加了1954年在红河元阳新街举行的哈尼族自治区成立庆典。那是垤施、洛孟的音乐，第一次被带到舞台上。迈出这一步的人，代表人物有李庆禄，他是王里亮的老师一辈。

乐队的演出获得好评，还得了一些奖品——草帽、生产工具等等。

第二次登台演出，是1957年，也是参加政府的重大活动。当时红河北岸的蒙自专区与红河南岸的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合并，组建了新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在成立庆典上，垤施艺人到个旧又一次展演了他们的器乐和歌舞。

云南的“州庆”，对于民间音乐的推动，是很被忽略的现象，事实上，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听过类似故事。某某某，人生中第一次去远方，就是到州里参加州庆，然后也第一次听到了自己民族（支系、或族群）之外的其他民族的音乐。大概民族自治州之类的庆典，都特别要强调多民族大家庭的团聚与欢乐，而民族音乐歌舞则是最直接的表征。

垤施、洛孟的音乐，后来走得更远。1964年，垤施、洛孟等地有六个年轻艺人，赴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观摩演出》。演出结束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这次演出上，垤施、洛孟的民间音乐被改编成节目《欢乐的彝家》。

|笔者收集到的《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文艺观摩演出歌曲选》

“文革”之后，民间歌舞出现复兴迹象。1980年，垤施歌舞代表队参加了昆明举行的云南省首届少数民族文艺调研，他们参演的节目，取了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名字——《彝山的春天》。

我们采访过的李元庆先生，就是当时的几次重要活动的组织者之一。据他介绍，目前有关红河县音乐传播的往事，多名参与者或家属，正在回忆、整理，不久就会出版。

那个能歌善舞的时代

垤施、洛孟的音乐，被外界知道，还得益于学者的研究整理。而这项工作，1960年初，就有人开始做了。

由云南音乐舞蹈家协会编印的系列丛书《云南民族民间音乐资料》（油印本）中，有两册关于垤施洛孟。其中第十一册《彝族歌舞组曲》是红河州文工团的张难记录整理。

|张难在垤施、洛孟做的调查整理资料

“1960年初，领导派我到垤施、洛孟做一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为我团建立民族乐队而积累一些资料。”

垤施、洛孟，当时还是乡的建制，分属于两个乡。张难在这里呆了1个多月。两年后，1962年3月3日这些资料整理成册。这中间，正逢贺绿汀到红河采风，张难还把垤施、洛孟的音乐向他做了介绍，因此得到了“不少的宝贵意见”。而贺绿汀也因此获知，云南有多声部音乐这个信息。

60多年前，张难见到的垤施、洛孟，跟我们后来所见的，已经不是一个。“垤施、洛孟的彝族人民是特别能歌善舞的，在那里，你几乎找不到一个不会唱歌、跳舞和演奏乐器的老人、青年或儿童。”

今天的垤施，老人（当时的青年或儿童）们已经老去，而青年们出去打工，儿童们尚待启蒙。相比过去的繁盛，现在已经凋零。

我们从2005年后，就开始在垤施做项目——洛孟虽然也有我们心目中十分优秀的传承人李文义，但李老师不善组织，一直没做起来——最早是做小学校里的传承。后来负责的王里亮老师说，小孩子经常搞坏乐器，做得太累。当然，更大的问题是，乐器不同于舞蹈，如果不是家庭支持、学校鼓励，光有一两个传承人和外来组织的倡导，很难坚持。再后来，我们把重心转移到成家立业的中青年身上，做了“提高班”，把垤施的七种乐器的组合，找到了40多岁这一辈的传承者。

|在李文义老师家，王里亮老师随意拿起他擅长的四弦，就拨弄出一个调子

|李文义老师家

|李文义老师展示他做的乐器

这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们这次去垤施，还希望能够在乐器制作，以及群众动员等方面，找一些突破。垤施传承的症结，除了年轻人流失，很大程度是缺少氛围。垤施这个地方，民风彪悍，且缺少一呼百应的权威。

在王里亮老师家，还听到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2012年已经去世的吴丙仁老师的孙子，在父亲的坚持下，一度跟王老师来学过乐器，王老师也很愿意教，为了鼓励，还给他配备了手电筒。但不久，这位还在读中学的学生又没有再来。

|七种乐器之把乌

|七种乐器之笛子

|七种乐器之四弦，正面、侧面图

|七种乐器之草杆图

|七种乐器之小三弦

吴丙仁老师与王里亮老师是同一代人，1993年他们一同被田丰先生邀请到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后来源生坊在垤施做项目时，吴老师也是重要成员，他去世的那一年，他教会了几个学生唱《种天种地》、《摆桌子》等彝族古歌。但他的家里，无论是乐器制作、弹奏，还是歌唱和舞蹈，都没有人能继承。所以，吴老师的儿子，想把他孙子拉过来跟王老师学，或许是迟来的觉悟。但是，对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他又未必能够理解上一辈人的苦心。

这次去洛孟，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新情况。第二天，王里亮、李文三、陈习娘我们一起去洛孟李文义老师家。李老师家的楼房也升了一层，而且收拾得十分干净。变化更大的是李老师本人，他告诉我们，他也开始教学生，教他们笛子和三弦。他家里的摆设，也开始有点“传承人”的气息。新盖起来的那层楼里，客厅上放着一些乐器，说是学生来的时候用的，源生坊出的关于他的书，也摆在显赫的位置。

李文义，也是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的教员，传习馆倒闭后，也都陆续回到了村子。但在之后的几年里，李老师的双手，用于搬大石头，建房子的时间多于演奏他最擅长的三弦，所以，一直也被外界（除源生坊之外）的组织和当地的文艺活动遗忘。

而现在，他告诉我们，他不仅教了学生，也参加当地的文艺活动。这个变化，或许是一个好的开始。

垤施、洛孟的音乐歌舞，比较难以命名。源生坊有时候，简称为垤施歌舞，当地政府则又多用“乐作舞”这个说法，而像吴学源这样的民族音乐学者，则更乐于用“跳拢总”。这种难以名之的状况，上世纪60年代也如此。

1964年在云南艺术学院工作的杨放先生，也继红河州文工团的张难之后，再次到垤施、洛孟去调研。调研的报告，也整理成书，收入了《云南民族民间音乐资料》（油印本）丛书中。张难把垤施、洛孟的代表性音乐，称作“彝族歌舞组曲”，而杨放先生再三斟酌后，修改为“垤施彝族（尼苏人）歌舞曲”。

|杨放先生收集整理的垤施、洛孟音乐资料

这两本差不多一个时期的书，除了对垤施、洛孟的音乐有不同的命名，具体的描述也有一些不同。这种不同，有两点比较突出。

首先，“组曲”在张难的书里，是10个部分，而杨放先生的书里则是11个部分，增加的一个部分是张难没有提及的最后的“瑟歌”。

其次，这套音乐歌舞，张难认为有6个不同的调子，也就是说10首歌舞曲里，有5个重复（重复的是第三个《撵调》）；而杨放则认为11首歌舞曲里有5个不同的调子，也就是从第三个《撵调》（杨放叫《追撵》）开始直到第九个《翻身》都是一个调——《ZOYISE》。

这两个比较大的不同，跟今天当地音乐的实践情况对照，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差异，甚至变化。比如，都认为顺序不能错，但上述两则文献里的顺序，跟今天就不同。《三步弦》《斗脚》《经线》（《纺线》）《找对象》，这是过去的顺序，现在的顺序则是：《斗脚》《三步弦》《找对象》《经线》。

其实，不仅一部分顺序变了，一部分的名称也变了。但名称上，最大的变化是，出现了“乐作舞”这样的说法，而上世纪60年代里文献则完全没有。

这个变化很有意思。上面提到这套丛书，第十五本是《哈尼族歌舞曲》，内容是云南学者1963年至1964年间对元阳哈尼族调查后整理。他们把哈尼族的乐器曲目叫“罗作调”，相应的舞蹈，应该就是“罗作舞”。

那么问题是，垤施、洛孟的彝族歌舞曲，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作“罗作”（或“乐作”）命名？也或者是，上世纪60年代，民间就有这个叫法，但学者未曾采用，以致今天民间与学界存在两套说法？

这些问题，我们期待学者给出解答。

3月29日，中午十二点，我们从洛孟返回后，经过垤施时，没有停留直接就离开了。

|李文义、陈习娘、王里亮、李文三，在李文义家门前合影

陈习娘老师跟我们一起来，也一起离开，我们回去的路，还会经过他的村委会所在地普春，然后再从那里返回元阳地界，并沿着元绿二级公路到下一个目的地，绿春戈魁乡的子雄村。

快到普春村时，陈老师下了车。他要在这里停留，有一个仪式等着他去完成。

主编：刘晓津

采访：信卫波 龙成鹏

撰文：龙成鹏

推送：王抒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