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艺人口述》（节选八十七）字汝民：田老师提出的就是人类必须回头

在传习馆我待了两年了。我回巍山的时候，传习馆刚刚搬家，搬到册峨。我在的这段时间，传习馆很兴旺，吃的大米都是昆明一个酒店老板一车车送来，这个时期的传习馆学习也是最认真的。但传习馆的做法，效率还是不高。如果天天学，舞蹈是要不了多久的，难的是唱腔，音调。但传习馆的各方面不稳定，学员也跟着不稳定；心思不稳定，思想混乱，那学习就不积极。还有，很多学员对传统文化认识也不到位，不用心，是被逼着学。田老师在的时候，还学得认真点，田老师不在了，去北京了，就偷懒，玩的玩，恋爱的恋爱。那种感觉不太好。

认真地学，确实能够学到东西。像巍山的罗凤学，我走掉之后，他跟楚雄的毕摩学巫鼓，学得用心，后来就去了民族村。那个老毕摩爱喝酒，罗凤学就经常去伺候他。

传习馆的宗旨是好的。“求真禁变”，50年代以后的不属于我们保全的范围了，我们保全的东西是50年代以前的，这是对的。但只搞传承教学，不去商业演出，传习馆就存在不下去。这个事情，我跟田老师（田丰）当面提过。我建议传习馆留一部分学员继续学，让学得好点的出去演出。那时候到处邀请，但田老师不让出去。他怕出去之后，就变掉了。其实，变不掉，你让他们轮流出去，一段时间学习，一段时间演出，他们个个都高兴，钱也挣了，积极性也有了。你老关在那种荒山野岭地学，老学老学，就枯燥了，两年三年的带着，没意思了。然后，要传习馆养着他们，负担就越来越重。

而且，民间歌舞你不改编是不行的。我们巍山打歌，要跳一晚上；东山的就那几个动作，马鞍山的动作还多几个，但一晚上就重复重复，唱词又听不懂，谁会愿意看？他看两三遍，看三分钟就不想看了，所以你搬到传习馆的舞台，你也只能跳几分钟，哪还不是在改编？绿春神鼓舞，现在跳的有一段唱词，这个原来是没有，是我提出要加的。我跟田老师（田丰）说，这个鼓加一段唱腔吧，他就骂我，不准再提。但我走了一两年，田老师还是让普旧芬她们加了，“阿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没有人知道，这是我最早提出来的。如果不加，就老是敲鼓，一天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地打，知道的人看得出鼓点的变化，不知道的人最多知道敲了多少下，但里面的变化看不出来。田老师最喜欢我也最怕我，我年纪轻轻，掌握的民间的东西不少，想法也有，但我是那种走穴跑出来的，他怕我把漂亮的姑娘带跑了，领出去赚钱去了。

1987年，字汝民在日本演出

田老师对演出的理解和我是不一样的。我歌舞伴餐出来的，我认识到民族的东西，不走入市场，你就没办法生存，所以必须面对社会。但田老师依赖的是民族文化自身的价值，他不想依附商业，依附商业演出。他可以接受的演出是文化、艺术的交流，是不盈利的演出。这种演出，和歌舞伴餐不一样。歌舞伴餐是云南民族歌舞商业化最早的方式，也不同于杨丽萍“云南映象”那种演出，杨丽萍是把民族文化更升华了一步，把传统文化变成了商业，变成商业性的艺术，形式更好，观赏性更好。田老师是要让传统文化保存它原汁原味的东西，动作变了，唱腔变了，我的传统文化就不能保留了。

田丰老师后来也有一些改变，他也想找到传习馆生存下去的一条路，这个路就是做原住民保护村落。他对比巴厘岛，认为我们少数民族的保护模式要像巴厘岛那样做。因为我们现在的传统文化慢慢演变就没了，像我们村，小的那些就不会跳不会唱了。在这种传统消失的背景下，把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在村落里面，让它十几二十年后还可以被看到，那个时候，村子里面都没有了，只有这里有，那价值就大了。但这个保护村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面对社会，至少要变成个旅游景点。那这样，还是要依附于旅游业，所以，即使是田老师，也无法完全拒绝商业。

另外，田老师的想法，有很多人有误会，以为他保护村落，是要让传习馆师生回到少数民族最原始的状态里去。其实，不是，他给我们上课说，建成以后，村落里面的少数民族也跟现代人一样，该有的都有，可以有电，可以看电视，只是要像上班一样，更多的时间留在民族村落里。

田老师的追求目标是好的。他给我们上课，说台湾一个学者讲，人类文明已经走到了尽头，所以田老师提出的就是人类必须回头，因为传统会慢慢消失掉，所以要守住最后这点传统。这个说法有道理，再过几年我们彝族人的传统，肯定会慢慢慢慢消失掉，像我姑娘儿子都不会讲彝族话，那就是消失掉了嘛。给我们上课，他还提出了保存和保护的不同。保存是死的，保护是活的，传习馆的宗旨是要保护下来。保护要人来传，所以最难，保存只要记录下来就可以了。

主编：   刘晓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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